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
理论工作务虚会开得时间很长，与会者思想高度解放，但是会上个别人发言不够慎重，讲出很多中央认为不能讲、不能议的东西；甚至有人否定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本人，要连根拔掉毛泽东思想；也有人指出把党领导国家写入宪法，很不恰当。在讨论中，有人提出“不能认为我们的经济制度已经是社会主义的了”的观点；还有人提出“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正在消亡中的国家而不是一个不断强化的国家”，“无产阶级民主的发展和国家的消亡是一回事”。
这些言论显然有些过头，引起邓小平等革命家的警惕。邓小平在和胡乔木谈话时说：“看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简报，越看越看不下去。”胡乔木也说，这个会越开越不像样，这个也否定，那个也否定，归纳起来是五个否定，即否定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而在理论务虚会的场外，西单“民主墙”释放出来的强烈不满情绪也使邓小平等革命家感到担忧。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感到有必要对党内外发生的问题进行纠正，讲一讲应该坚持的基本原则，确立共同的政治底线。1979年3月27日，邓小平在同胡耀邦、胡乔木等人谈话时，集中谈了讲话稿要表达的思想。他明确指出：四个坚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现在该讲了。他要求讲话稿要结合分析当时出现的几个非法组织的活动来讲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民主”，以动员群众同坏人作斗争。
讲话稿起草工作由胡乔木主持，成员有宋振庭、吴江、李洪林、滕文生。“起草时几个人分工每人写一部分……写好了交给胡乔木，由胡乔木总修改，然后交邓小平自己修改定稿。”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长篇讲话，对前段时间党内的思想状况和社会上的思潮做出了回应。邓小平讲话后，各组进行讨论。与会代表都纷纷表态，认为这个讲话“非常重要”，表示“听后受到很大教育”。但不少代表也对报告中的一些提法提出修改意见或要求补充一些内容。比较集中的意见是：报告只强调反对右的一面，很少提到反对“左”的一面。对坚持“两个凡是”，甚至怀疑、否定和反对三中全会方针的错误思潮，也应给予坚决的批判。报告后，就有人议论：中央现在“收”了，“转”了，“纠偏”了，务虚会第一段错了，等等。与会者建议报告对于三中全会前后思想路线论战的历史意义和务虚会在分清两条思想路线方面所做的工作、所起的作用，应予足够的评价。
如何看待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在当年的与会者中有着极大的分歧。参加过会议的朱穆之认为，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不仅对澄清当时混乱的思想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成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重要内容。
但也有亲历者作了完全否定的评价。有人认为：“四项基本原则”和“四个念念不忘”，说法不同，意思完全一样，就是要坚持共产党历来的法统和道统，也就是和封建专制主义一脉相承的一党专政。甚至有人说，谁要先写宣传“四项基本原则”的文章，谁就会先被搞臭。多数与会者认为，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标志着思想上政治上的重大转折：粉碎“四人帮”以后两年多时间的解冻期结束了，冰河期又回来了。从此以后，再没有反“左”一说，反右又成了毛泽东当年钦定的一以贯之的方针。
客观公正地说，“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是十分必要和及时的。就像邓小平所说：“中央这样提出问题，是不是无事生非？是不是小题大做？不是的。情况的发展已经使党不能不这样提出问题。”应该说，解放思想永无止境，但不等于没有界限，中国共产党从来都不主张实行“自由化”，绝对不允许不受限制的自由，因为“中国人吃局势动荡的苦头吃够了，这个经验教训我们最深刻”。邓小平明确指出：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因此，“必须一心一意地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始终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就是要为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局面提供强根固本的政治保证。
后来的事实证明，“四项基本原则”为当代中国的思想解放和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了可靠的政治基础和根本方向。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可以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姐妹篇，奠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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