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机构才称得上大学

深蓝色的畅想

什么样的机构才称得上大学

　　有一位人士，我们可能会称他为罗斯金(John Ruskin, 1819-1900，英国作家和艺术评论家，他认为伟大的图画应是能够给观赏者以伟大的思想)的实际追随者，他声称在这个国家里他拥有船长、上校和教授等多种头衔。这个故事真实与否并不重要，但我们都知道我们同胞们的习惯是对此没有原则性的争议。所有的人生而平等：有的人既是船长又是上校，又是教授，因此所有的人可以这样。这个逻辑是决定性的；相同的逻辑也适用于了我们的中小学、学院和大学。我手上有一份教育专员在1880年写的报告。根据这份报告，我们国家有380或者400个左右的机构称自己为学院或大学！我们或许可以借此声称我们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我们拥有大学的数量比世界上其它国家的总数还要多。事实足够明确，整个世界也基本上很难有能力支持如此多的一流大学。它们一窝蜂地出现，平庸的诅咒一定会降临到它们身上。它们必定是一群蚊虫，而不是自诩的雄鹰。深入的分析将证实这一观点。约有三分之一的这些机构渴望被称为大学。我需要指出的是，一个只有2名教授和18名学生的机构也称自己是大学。而另外一所“大学”有3名教授和12位学生!这些例子并不罕见，自称为大学的小型机构和学校的数量相当高。很难从这些学校的统计数据决定它们的准确地位。极端的情况比较容易处理。谁能怀疑一所拥有800名学生和70名教员的机构会比拥有10或20名学生、2名或3名教授的学校要高出一个等级呢？然而，这并不总是对的。我知道的一所拥有500多名学生的机构，按我个人的标准来看不过相当于一所高中。统计数据有或多或少的缺陷，如果我仔细推究的话会有更多的弱点。我列举出下面的数字： 1)在330所自称为学院或大学的机构中，其中218 所机构的学生数在0到100之间， 88所机构的学生数在100到200之间，12所机构的学生数在200到300之间， 6所机构的学生数在300到500之间， 6所机构的学生数超过500；2)在322所自称为学院或大学的机构中，其中206所机构的教员数在0到10之间，99所机构的教员数在10到20之间，17所机构的教员数在20以上。

　　我们也许能够通过学生的平均年龄了解这些机构的地位，以及实现真正的大学理想的方式，这些统计数据是可以获得的，也或者它们已经存在。学生与教师的比例数据也会有所帮助。所有的这些方法都只给出这些机构现有地位的大概情况。但还有一种方法可解决这个问题，这会很准确，但只限于告诉我们该机构可能的潜力。我指的是这个机构的财产。在估计财产时，我没有纳入土地和建筑物的价值。因为好的工作既可在宫殿中做出也可在陋屋中做出。我用研究机构的运转性经费作为估算的标准，我发现：234所机构的低于50万美元；8所机构的在50万美元—100万美元；8所机构的在100万美元以上。

　　不容置疑，世界上的高等教育机构都不可能自己养活自己，这是一个再清楚不过的事。通常的情况是，一个学院教育一位年轻人的成本远远高于他所交的学费，成本一般是学费的3到4倍。教育的层次越高，这个比例就会越大，一所最高等级的大学只能期望学费占其收入的一小部分。因此，在所有事例中，我所用的方法都给出了可能的真实性。根据这些数字，只有16所学院和大学的投入金额达到或超过了50万，其中只有一半的基金达到或超过了100万。后面这个数字对一所学院来说也是非常小的；在世界上将一所经费不足100万美元的机构称为大学，实在荒唐。然而，我们有100多所这样机构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滥用了“大学”之名，但实际上它们中的大多数是值得尊敬的学院。其中那些值得尊敬的学院获得的捐赠还有望增加，这是它们应得的，也许长久以来它们还一直在为自己的不幸称谓而自责。

　　但是，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一个社区呢？它将大学特许状颁发给只有2万美元捐赠经费、2名所谓的教授和18位学生的机构，或者有3名教授、12名学生、捐赠经费只为2.7万美元的机构，而且绝大部分经费都花在大楼上。此外，还有相当多的类似机构，有16所机构只有3位或更少的教授，更多机构确实只有4-5位教授。

　　这类的事实只会存在于一个民主的国家，它所自豪的是将所有的东西都降低到同一层次。或许我可以这样说，这类事情只可能存在于这样一个民主国家的早期，因为明智的公众很快就会发现：一个错误的称谓并不能改变事物本身的性质。这一真理才是我们应该告诉这个国家的青年人的最为重要的事情。

　　人们也许会争辩说，所有这些机构在教育方面都做出了好工作；许多负担不起学院和大学费用的年轻人在这里接受教育。我并不反对教育，虽然我相信调查会揭示出这种说法之荒谬，但这种说法并不是我要反对的。我所反对的是降低我们国家年轻人的理想。要让他们知道他们正在上的是一所学校而不是一所大学；要让他们知道学校之上是学院，学院之上是大学。要让他们知道他们只接受了一半的教育，他们与世界上的一些人相比如原子般微不足道。换句话说，他们应该被告知真相。

　　也许也有一些小型机构有较高的地位，特别是那些新建的机构，但是谁也不怀疑，在我们那些自称为学院或大学的机构中，至少有三分二是名不符实的。每一个这样的机构都有所谓的教授，但事实证明他们至多称得上是一般教师。为什么不这样称呼他们呢？教师是一个受尊重的职位，但这个职位不会因一个假定的错误头衔而变得更为崇高。而且，头衔越多、越容易获得，它就越没有值得追求的价值。当一个充满精力、能力或者是天赋的人所得到的头衔和薪水与一个只有很少知识的普通人相同时，而后者教书的原因不是他能够胜任这一工作，而很可能是因为他没有能力在商业上与别人竞争，那么我会说，鼓励一流水平的人成为教授的动力之一就不复存在了。

　　当教授职位的工作和能力有明确要求时，当教授被要求要跟上所在领域的发展并要尽全力促进领域的发展时，而且当他是因这些原因而被选出时，那么教授就是一个值得为之努力争取的职位，成功的竞争者就会得到相应的尊重。骑士精神促使法拉弟将生命奉献给对自然的研究，这一精神也将激励少数高贵的人们将他们的生命奉献给科学事业。但是，如果我们希望在科学界培育这种最高级的人才，那么我们必须向他们展示一个他们值得之出付出的事业。

　　在某种程度上，詹妮·林德(Jenny Lind,1820-1887，瑞典女高音歌唱家，1850-1852年间在P.T.巴南的安排下在美国作巡回演出)可以用她美妙的歌喉在她出生的小村庄中培育这种文化，但谁能期望她在世界各地开音乐会而一无所获呢？如果她有这样的愿望，她又应该如何具备这样的能力呢？对科学家来说也是如此，无论他有什么样的天赋，在他竭尽全力工作之前，他必须拥有仪器、图书馆，和生活所需的恰当、受人尊重的薪水。要促进所有高级学科的真正进步，有些东西是必须的，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其它更多的事情也是必须的。在这个国家中，并不是那些拿最高薪水、并在最富裕的大学拥有职位的人最大程度地促进了其所在学科的进步。那些拿最高薪水并拥有教授职位的人今天所做的事绝对不是纯科学研究，而是科学知识的商业应用，目的是增加他们已经很高的收入。如我之前所说，在恰当的职位上做这种追求是值得尊重的，但是教授的职责是促进科学的进步，他应该向学生和世界展示一个完全、真实地献身科学的榜样，告诉他们生命中还有更崇高的价值。货币兑换者常常是受人尊重的人，但是(耶稣)曾经严厉地谴责他们在教堂的大厅中进行交易。

　　财富不能成就大学，大楼也不能。大学是由教授和跟随他们学习的学生们构成的。大学是少数学生能够踏入的最后和最高一步。之后，他走向世界，他在大学里有意或无意感受到的理想会影响他今后所能达到的高度。如果他跟随的教授在其职业中一直处于很高的地位，自己又有崇高的理想；如果这些教授认为促进所在领域的进步是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工作，并因其智慧而受到全世界的尊重，那么这位学生就会被引向最高处，甚至在他今后的一生中他都有更高的理想。但是，如果这位学生被一些当时所谓的好老师所教育，这些老师所知道的只比学生多一点，并常常被学生超过甚至轻视，那么没有人会怀疑这位学生的品味低下。这位学生发现只要他稍加努力，他就能超过他所在的大学中拥有最高荣誉的人；他开始认为自己是一个天才，工作的动力随之消失了。旁边的小土丘让他感到自己是一个伟大的人，但他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他无法比拟的大山。

　　一所大学的老师队伍中不仅要有伟大的人，而且还要有无数的各类小教授和助理，并要鼓励他们从事最高级的工作，不为别的原因，而是为了鼓励学生们要尽他们最大的努力。

　　但是，假如这位教授有高尚的理想，拥有大而且高级的大学所给他掌握的财富，那么，他就有充分发展其才能的机会。

　　在我们物理科学中尤其如此。在物理学和化学的早期时代，许多基本的实验都能够在最简单的仪器上完成。因此我们发现，渥拉斯顿(Wollaston William Hyde，1766-1828，英国化学家和物理学家，1803年发现了钯，1804年发现了铑)和法拉弟的名字总是被当作是基本上不需要任何设备做研究的名字而被提及。是的，现在仍然可以用最简单的设备做很多事情；除了完全不胜任者，没有任何人会因为缺少设备而停止工作。但是现实却是这样的，只有当一个人不仅拥有完整的实验室，而且还有一位可以为他支付每一个实验费用的朋友时，他才可能自由地在所有的化学和物理学科中做研究。物理系中最简单的部门如天文学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状态：如果没有装备完善的天文台，研究人员基本上什么都不能做，而且如果没有经费聘请一批实施观测和计算的助手，这一切也是没有用的。我们国家拥有许多非常好的天文台，然而，相比而言所做的工作太少了，如果将财富集中，也许可以有一个更有效率的天文台，而且将会证明这对天文科学发展更有利。相反，这些经费分散在六、七个地方，仅能够为附近地区人们提观测月亮的望远镜。在这里，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国家要在科学上站住脚，那么对她来说至少有一个问题是重要的。下面这个故事是我从报纸下剪下来的，它能说明问题的本质：

　　“Arunah Huntington是一位古怪的加拿大人，他留下20万美元的遗产计划分给佛蒙特地区的公立学校，但他为这些学校做的事情却基本上没有一点实用价值。每所社区学校获得了微不足道的10美元，这对教育事业的提高没有一点作用。”

　　没有人会怀疑这笔遗产的使用是愚蠢的，也没有会怀疑在我们的国家布满观测月亮的望远镜并将之称之为天文台的做法是愚蠢的。将这些财产集中在一起会多么好，从而建立一个第一流的天文台和天文研究所。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在我们400多所学院和大学中，有部分机构对知识的热爱程度足以将它们彼此联结成一个整体，从而形成更大的机构？有没有这样的可能，部分机构出于对真理的挚爱而要求用恰如其分的名称来称呼自己？我担心没有。因为在美国人的心中，期望与赌博的欲望被混为一谈，除了它们的名字不同之外，每个机构都在混沌中昏睡，期望时间的流逝能带来繁荣昌盛。尽管其中的许多人都受到宗教的影响，并被教导要讲真话，他们接受的教训是：为了被召唤到更高处，他们应该选择桌上更低的位置，也不要因被贬入更低的位置而觉得有失体面。但是我们的这些机构却将自己推到桌上最高的位置，也许很难让他们从位置上走下来。

　　但是，有没有可能改变公众的观点呢？让他们知道世界上找不到一所捐赠基金少于100万美元的学院，也找不到捐赠基金少于300万或400万美元的大学。我从教育委员的报告中得知这种变化已经开始；走向大研究机构的趋势在增加，拥有大名称的小机构在西部和西南部地区繁殖之快，令人担心，而东部已经着手迎接大型的大学到来。

　　1880年，这400所学院和大学的财产总值约为：建筑物4000万美元，运转经费4300万美元。这足以建立1所资产为1000万美元的大型大学、4所资产为500万美元的大学、26所资产为200万美元的学院。但是这个设想不可能成为现实。政府的拨款是不可能的，因为理想的大学绝不能允许政治权术掺和进来。

　　1880年，所有学校和学院获得的私人捐赠总数约为550万美元，尽管其中一项为125万美元，但这个数目还不是那么巨大。这样看起来，每年的捐赠数会达到500万美元，其中一半以上给了所谓的学院和大学。将这些遗产集中起来足以产生一个立竿见影的结果，但这样做非常之难。但这些数字表明：慷慨给予是美国人最优秀的品质，这个国家所需要的将会在将来的资金中得到支持。我们必须要让这个国家感觉到对研究和纯科学的需求。我们必须要让那些完全献身科学的人们活着，所有的人都看到我们争取钱，但并不是因为要依靠慈善施舍懒惰度日，而是为了这样的一个事业，较之于其它任何学问，这个事业在知识上和物质上已经并将更多地促进世界的进步。我们必须这样生活，以消除那些损害了职业尊严的高位者的影响，或者是那些让自己轻松过日子却没有为其所代表的学科做一点事的人的影响。让我们在目前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做一切可能的事情。今天，我们中没有一个人拥有完全适合的位置，足以让他充分发挥能力、允许他做最好的科学。所有的人都有困难，但我不相信环境会从根本上改变一个人。如果一个人对研究有一种直觉，它总会以某种方式表现出来。但是，环境也许会将它带上新的征途，或许会给它以哺育，否则它可能会在含苞待放时死去，而不是像现在繁花盛开并结出完美的果实。

　　美国人在小事情上不缺乏发明和创造，当同样的精神被用到知识和对科学的热爱上时，它就会变成研究的精神。受限于自己的电学知识和对其规律的认识，电报员自然会将他的注意力用到如何提高他所知道的电学设备的性能上，他的研究将局限于他的知识范围，以及他知道的简单规律。但是，随着他的知识的增长，他面前的天地会越来越宽，因为他学了相关题目的数学理论，光的电磁理论也不再是遥不可及，而成为他日常的伴侣。电报装备在他的手中成了他的一个玩具，他发现新东西的努力成为纯科学研究的一部分。

　　等到一个人精通了科学后再努力去促进科学的进步是没有用的：他必须站到前沿，这样他的努力才可能在竞争中被分辨出来。而且，我也不相信一个没有促进科学发展愿望的人能够通晓所有的科学学科。在学习已有的知识时、在阅读科学期刊时、在讨论目前的科学问题时，一个人可能激发出工作的冲动，甚至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事情。追求已有知识的精神会促使他去探求那些未知的东西。我可以这样说，除了著名的研究人员外，我从未见过一个对我所在领域有彻底认识的人。我遇见过这样人，他们说得很好，我也时常问自己他们为什么不做一些事情。进一步了解这些人的本性让我发现他们拥有的知识是多么肤浅。我再也不相信这样的人，他们说只要愿意他们就能做某些事情，或者只要有机会他们就做某些事情。他们都是冒牌货。如果真实的精神的确存在，无论环境怎样它总会显现出来。

　　如我之前所说，从事纯科学的研究人员通常都是一位教授。他必须在教学的同时也做研究。近年来人们也在讨论这样的问题，即研究与教育两个功能是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更好呢还是分开更好。绝大多数人认为一定量的教学任务有益于研究的精神，而不是别的。我自己认为确实是这样的，我自己不愿意中断每日的讲课。但一个人不能超负荷。我提出一个解决问题的真正办法，许多情况下可以增加助手，既为教学也为做研究。一些人天生有更多的主意，超出他们的双手能够实现的限度，如果没有为他们提供额外的助手，世界就会失去很多珍贵的东西。生命是短暂的：时光飞逝，晚年很快就会来临，一双手所能做的事情非常有限。有哪一种商店或工厂是靠一个人的手做所有的工作呢？在自然界中有一个即使民主也不能改变的事实是：人是不平等的，一些人有(聪明的)大脑、一些有(灵巧的)手。对平等的空谈不可能推翻这些自然的规则。